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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儒家对琴艺相对严苛的道德要求不同，汉代道家更重视情感表现的真诚以及由此昭示的一种自然化生活。像《淮南子·诠言训》，极力反对艺术活动中“无有根心”的“不得已而歌”，就是将情感的真诚作为艺术的核心标准，当然也是琴艺的标准。以此为基础，汉代道家推崇基于自然生活理想的琴道。《淮南子·诠言训》讲：“舜弹五弦之琴，而歌《南风》之诗，以治天下。”这显然是以琴道隐喻黄老道家的自然无为之治。东汉《太平经·天谶支干相配法》也认为，最美好的政治是一种纯任性情的自然政治，即“令人君常垂拱而治，无复有忧。但常当响琴瑟，作乐而游，安若天地也”。
与政治领域的纯任性情相一致，在个人生活领域，琴则总是与隐士相伴随，代表一种简静、安然的自然化生活方式。如在《后汉书·逸民列传》等文献中，写到许多隐士“弹琴自娱”或“琴书自娱”，正是这种生活理想的写照。东汉末年蔡邕制作的“焦尾琴”，则一方面暗喻士人乱世生存际遇的千疮百孔，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高蹈的精神往往寓于日常化的物用之中。
到魏晋时期，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则是两汉琴与隐一体关系的延展。当然，自汉魏至六朝，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士人之所以认为琴与隐具有一体性，关键还在于这种乐器与自然之道的暗通。如在《淮南子·山林训》中，记“瓠巴鼓瑟，而淫鱼出听；伯牙鼓琴，驷马仰秣”，这虽然神化了琴瑟的感染力，但却是对当时琴通自然观念的形象表达。以此为背景，琴不仅通达自然，而且在最终必然与道冥合，而道则是“大音希声”或以无声作为最伟大的音声。这样，原本就以简静为本的琴最终必然要实现超越，以对道之无声本性的揭示作为琴艺的最高境界。东晋时期，陶渊明常备一张无弦之琴，认为“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这正是从两汉至魏晋的琴艺观念，日益道家化、也日益哲学化的反映。
要而言之，自两汉至魏晋，无论士人以琴艺通达自然，还是以其作为隐居生活的伴侣，均意味着这种艺术形式与士人追求精神自由的目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就汉代士人赋予琴的诸种功能而言，无论琴以合天、琴以修德还是琴以宣悲、琴以挑欲，均具有价值的偏至性。唯有以琴娱情，才能代表这门艺术能带给人的纯粹审美体验。就此而言，在汉代，虽然道家一派对琴艺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它却为后世文人对琴艺的雅赏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情致化的道路，琴以它特有的清幽逸远、古朴淡雅的风格，醇化了中国文人数千年来的情感生活。
（刘成纪《古琴在中国早期艺术中的定位和价值面向》）
1.下列对两汉至魏晋时期琴与隐关系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弹琴自娱”“琴书自娱”，是隐士简静、安然的自然化生活方式的具体表现。
B. 自汉魏至六朝，琴之所以受到道家的青睐，是因为它与自然之道有内在的相通性。
C. 从两汉隐士单纯以琴自娱发展到魏晋时期以琴喻道，是琴艺观念发展的主要趋势。
D. 对生命自由的追求与琴这种艺术形式有内在一致性，故隐士常将琴作为生活伴侣。
2.下列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不同于儒家对琴艺严苛的道德要求，汉代道家特别注重情感表现的真诚，将情感表现的真诚作为艺术的重要标准。
B. 文中用“舜弹五弦之琴”的典故是为了说明舜有一种纯任性情的自然精神，他实行的
是无为而治的自然政治。
C. 隐士“弹琴自娱”和蔡邕制作“焦尾琴”，皆将高蹈的精神寄寓于日常化的物用之中，暗喻了士人在乱世不幸的生存遭遇。
D. 陶渊明“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的诗句，反映了魏晋时期道家化、哲学化的琴艺观：琴通达自然，最终必然与道冥合。
3.请简要概述两汉至魏晋道家对琴艺发展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