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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时代的幸运儿

王大珩

我的小名叫膺东,生于1915年。那年的大事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二十一条”。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25日袁世凯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当时激起全国人民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把5月7

日称为“国耻纪念日”。父亲因此给我起了“膺东”这个小名,寓意是满腔义愤打击东洋——日本帝国主义。

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上世纪初曾留学日本,是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气象学家。母亲极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在军阀混战的时代,欠发工资,家里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父亲看我有点灵气,从小就引导我学,激发我爱科学的兴趣。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当看到筷子半截斜插入水杯中,出现挠折现象时,父亲就指出,这叫折光现象;在小学时,父亲就带我去看他亲自做地磁观测;在初中时,带我进行气象观测实习。在父亲的教育辅导下,我超前学完了中学数学和微积分。

1932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名师的教育熏陶下,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且学会了从事科学工作的思想方法,更重要的是长辈们的道德为人、爱国思想、对事业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进取精神。

在留学英国期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过着几乎是工人和被雇佣者的生活,有机会洞察资本主义世界的形形色色。交往过德高望重的学者教授,也见到过市侩气十足的学术人物。同时还体会到一些处世之道,即只有通过自己的钻研实践,才能成为知识里手;只有做出贡献,并争取出人头地,才能被同行看得起,才能交上朋友,并在学问知识上得到互益。同时也理解到,在解决问题时,如何分清主次,洞察现象,发现分析问题而不受陈规约束,这也是科学发展和前进所必行的。这些思想上的认识和收获,对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所从事的各项工作,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8年,我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正值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的时候,经济上通货膨胀到天文数字。当时,英国的公司曾打电报来,欢迎我再回公司任职。与此同时,吴有训老师通过地下党组织,引导我到解放区去创办大连大学。在这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上,我选择了到解放区的道路,我的路子走对了。

在党的培养下,我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更加理解了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和生产实践相适应的道理;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并深感由于专业决定,个人的知识能力是有限的,事业要靠群策群力来完成。

这些思想引导我努力做到先公后私,不计个人名利,爱惜人才,培养后进,团结协作,以及顺应实际情况,因势利导等,同时也要敢于向错误做斗争。在多年的实践中,我认为一个人的机遇,是靠主观和客观多方面条件促成的。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因素。1994年,我荣获何梁何利科学成就首届大奖,在颁奖大会上致辞中曾谈到,我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同志们集体智慧的体现,同时还因为我的夫人在生活上和健康上对我的精心照顾,以及在教育、培养子女方面承担了主要家庭责任,使我得以全心致力工作。

现在我已年逾八旬,身体还算健康,愿以喜看祖国日益昌盛,迎接21世纪的欣喜心情,继续贡献我的微薄之力。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

(选自《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有删改)

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王大珩出生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年份,小名叫“膺东”,这起名体现了他父亲的爱国思想,也说明王大珩从小深受爱国思想的影响。

B. 王大珩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他父母亲都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受到优良的家庭教育熏陶的他,为日后成为著名物理学家打下了基础。

C. 日夜思念祖国的王大珩,在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的时候回到祖国,便主动要求到解放区创办大学,后来他认为自己的路子走对了。

D. 在多年的实践中,王大珩认为一个人的机遇,是靠主观和客观多方面条件促成的,也包括家庭因素这样的客观条件,他认为自己是时代的幸运儿。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 王大珩的父亲曾留学日本,是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气象学家,在国内工作且有不低的收入,这为王大珩的求学提供了优裕的物质条件。

B. 王大珩的父亲善于激发小孩爱科学的兴趣,当童年的王大珩看到插入水杯中的半截筷子出现挠折现象时,曾告诉王大珩,这是折光现象。

C. 在留学英国期间,王大珩所学到的知识超过了他在清华大学所学到的,并对他以后所从事的各项工作,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更大。

D. 作为杰出人才的王大珩回国后,英国公司打电报来,欢迎他再回公司任职,可王大珩明确拒绝了英国公司的邀请,这体现了一位爱国科学家的本色。

E. 在王大珩看来,由于受专业限制,个人的知识能力是有限的,事业要靠团结协作来完成,还要顺应实际情况,因势利导,并敢于向错误做斗争。

3.除学习科学知识外,王大珩的思想认识有若干次大提升,请结合内容简要分析。

 

答案:
1.C 2.BE 3.①在清华大学时,学会了从事科学工作的思想方法,名师的道德为人、爱国思想、对事业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进取精神;②在留英期间,洞察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形形色色;体会到一些处世之道;理解到解决问题如何分清主次,洞察现象,发现分析问题不受陈规约束。③归国后,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个人的知识能力有限,事业要靠群策群力来完成。 【解析】 1.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对文本内容的理解与分析。C项“主动要求”有错,原文是“吴有训老师通过地下党组织,引导我到解放区去创办大连大学”。 2.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A项“提供了优裕的物质条件”有错,原文是“在军阀混战的时代,欠发工资,家里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C项原文没有进行这样的比较,其实也是难以比较的。D项“王大珩明确拒绝了英国公司的邀请”属无中生有 3.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文本信息筛选与概括。学习科学知识外,王大珩的思想认识有若干次大提升,分析不同时期,传主的变化提升等,如思想方法、处事方法、人生观等。结合文本内容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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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谏制度在周取代殷之后就建立起来了。如果说《尚书·无逸》中周公对成王的告诫只是训诰之辞,那么,《逸周书·皇门解》载周公对群臣所说之辞就已经有了制度性安排。在《大匡解》里,周公不仅主动要求“冢卿、三老、三吏、大夫”对如何应对灾荒提出意见和建议,而且要求他们帮助自己去考察官吏、了解民情,如实报告,甚至规定了他们履职“告于庙”即向宫中报告的时间。这就将“献言”上升到了社会政治制度的层面。

周代言谏制度对周人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邵公谏厉王止谤时提到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师旷也有“瞽为诗”之说,说明周代言谏制度中有“献诗”作为谏言的制度性安排,进入周代体制内的诗歌生产和消费是一种职务行为。

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穆王欲肆其心……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这可算是公卿列士献诗以补王政的一个实例。现存《诗经》中西周诗歌有主名或能落实主名的诗歌都是贵族所作,且都可以作为谏言来理解,证实了“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可信。

现传本《诗经》中有诗歌就是谏言的内证。如《大雅·民劳》云“王欲玉女,是用大谏”,不仅这些“刺”诗是谏言,颂美诗也同样可以理解为谏言。如祭公谋父谏穆王的《祈招》诗就内容来看,如果没有《左传》提示,我们一定以为它只是颂美诗,不会认为是谏诗。

出现如此巨大的认识反差,关键是对于谏言的理解。今人以为谏言一定是批评性意见,不能用赞美之词,但古人并不这么理解。古人所谓美颂,不是阿谀奉承,而是树立一个正面人物典型,让君主去学习他们;或者描绘出一种美政理想,要君主去仿效。周公对成王颂美文王、武王的其他诗篇均可这样理解,祭公谋父的《祈招》诗也可这样理解。事实上,古人正是这样理解《诗经》的。如《诗大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这里虽是对《风》的解释,但其精神也适用于《雅》和《颂》。

当然,周代言谏制度对诗歌发展的影响并不仅限于社会上层,它其实已深入到社会下层,西周实行过的采诗之制,就是言谏制度的一部分。

周代言谏制度除有采诗、献诗等制度安排外,还有献书的制度安排。邵公所云“史献书”,师旷则云“史为书”,强调是史官之职责。而“史献书”和“列士献诗”一样,其实都是周代言谏制度的题中之义。

周代史官有记录周代时事之责,《尚书·周书》载周公告诫成王:“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周代史官之所以要记录整理《虞书》《夏书》《商书》,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逸周书·史记解》记有穆王要求三公将前代败亡的历史教训作为鉴戒,“朔望以闻”,便可以印证周公所倡导的这种“史鉴”已经成为制度。

春秋后期,诸子崛起,子书实为史书之旁衍,诸子“上说”也有“史献书”之遗意。老子本为“周守藏室之史”,其所著也是政教之谏言。孔子虽不是史官,其编撰《春秋》,代行史官之责,也有以史为鉴之意;其一生活动都以政教为中心。到战国诸子,尽管他们所进谏的已经不是天子而是诸侯,甚至是卿大夫,但政教谏言的思想内涵和精神气质仍然是与史官一脉相承的。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尚书·无逸》中周公对成王的告诫尚不能看作是周代言谏制度已经建立的佐证因素,这些训诰之辞还没有在谏言制度上作出安排。

B. 依据《大匡解》记载,周公曾要求朝中各级臣子对如何应对恶劣环境提出谏言,而且对谏言的内容、提出时间作了一定的规定。

C. 周代言谏制度多种多样,除了有采诗之制、献诗之制度外,还有献书的制度安排,周代后期的子书可看作是“史献书”的发展。

D. 春秋后期,诸子进谏的对象虽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政教谏言的思想内涵和精神气质却还是与史官一脉相承的。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现传本《诗经》中能找到主名的诗歌都是贵族所著,这些诗歌内容都应当被当作谏言来对待,而不能作为颂美诗理解。

B. 《诗大序》中对“风”有明确的定义,它对上有“谏、刺”的作用,对下有“教化”的作用,这同样适用于《雅》和《颂》。

C. 周代史官有记录周代时事之责,将前代败亡的历史教训作为鉴戒,是他们记录整理《夏书》《商书》《尚书》等古籍的目的之一。

D. 孔子不是史官,虽然没有“史鉴”的义务,但他确实是代行了史官之责,其所编撰的《春秋》也有“以史为鉴”的内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逸周书·皇门解》《大匡解》等大量的典籍资料说明,言谏制度不仅在周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还有了具体的措施体现。

B. 邵公进谏厉王时曾谏言天子要让公卿、列士等“献诗”,广开言路,说明在周代,对公卿、列士这些官员群体有“献诗”这一职务要求。

C. 祭公谋父的《祈招》诗,通过描绘美好的内容来让周穆王去学习仿效,达到讽谏的目的,这种美颂之词也是谏言的一种。

D. 周代言谏制度对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影响颇大,无论是诗歌的发展,还是史书、子书等文学的发展都曾受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