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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1927年
1927年给王国维、梁启超这些学有根底、历经世变的学人带来的心灵震动，超过了辛亥之变。
王国维投湖自尽，与其说是为过去殉葬，不如说是对未来的绝望。在风云激荡的时代大变局中，他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恐惧，冷静地选择了离世。与王国维不同，梁启超一生常处在政治漩涡中，对世变的承受力也更强一些，但从他写给女儿的家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当时的内心波澜。但他仍想为未来用力，也就在这一年，他对同门师弟伍宪子说了两点想法：一是做人方法，在社会上要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上要造成一种适应新潮之国学。他思考的重点还是人，培养人才，转移风气，建立新学术路数。这和他一贯的思路也是吻合的。
梁启超在晚清提倡“新民说”、办《新民丛报》、自号“新民子”。他曾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虽然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但在他流亡异国的十几年间，以其“新民体”的文字为媒介，不断地将他的思想主张传递给国人，也确实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梁启超生于1873年，在比他小20岁的这一代人，比如同是生于1893年的梁漱溟、毛润之、左舜生，这些人将来走的道路各不相同，而他们在成长的年代都曾浸润于他的“新民体”文字中。在20世纪早期亚洲的历史上，像他那样对一个民族产生如此深远影响的读书人，似乎唯有印度的泰戈尔、甘地。
到1927年，梁启超虽然仍寄望于“新人”，却不再提“新民”，也不再提“国民运动”，而是“不逐时流的新人”。难的不是新人，而是“不逐时流”的新人。伍宪子如此理解：“做人要不逐时流，此有同于曾涤生之强调诚拙、振拔向上的功夫。为学要适应新潮，即在沟通中西文化，从事人学与物学之间的会通调理。这两点都从求上进来。令人起敬。”
伍宪子追随梁启超多年，对他有相当的了解，但这一解读并未触及他思考的内核。如果说，“新民”、“国民”都还是群体性的概念，寄望于国族群体的觉醒，来改造这个国家，那么，“不逐时流的新人”则是个体性的，是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不随波逐流的。伍宪子只是从个体修养的角度去理解，忽略了他当时提倡“不逐时流的新人”的时代处境，1927年，藏书家叶德辉在湖南被戮的消息令人震惊。
梁启超瞻望未来时，当然会想到他所亲历的世变。他曾说清末15年之变超过了以往150年，其实何止是150年。但1927年的冲击带有更多不可预测的成分，超过了他以往的经验范围。他的同事王国维自沉带给他的震撼不能忽略，虽然两人政治观点不同，人生经历也有很大不同，但在那一年他们的许多感受是一致的。这是他说出上述两点思路的背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心目中的“不逐时流”当然不会简单地停留在曾国藩式的个人修养层面，而是想得更远、更深一些。
晚清大变局造就的梁启超，在新的民国一直没有停止思考，在老大帝国瓦解之后，他所期待的“少年中国”并未出现，唯有新人才配得上一个新的国家，他想到了“不逐时流的新人”，没有这样的新人，中国还将是那个老中国。两年后，56岁的梁启超一病不起，对于如何才能造就“不逐时流的新人”，他却已来不及作更深入的思考。
（摘编自《杂文月刊》2016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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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涤生之强调诚拙、振拔向上的工夫”：曾涤生，即曾国藩，字涤生。“诚拙”即诚实。曾国藩说：“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
②“他（梁启超）懂得中国历史，说的明白中国文化，同时又了解西方学术，他一定能提的出一个可能实现的理想人类社会的方案，让大家减少盲从和瞎碰。这于世界、于中国助益多大呢？可惜死早了，留给我们后死者这么一个沉重的任务——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估量中国文化。” ——伍宪子
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的一项是
A. 印度的泰戈尔和甘地都曾对20世纪早期亚洲的历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的深远影响足以与之媲美。
B. 1927年，梁启超一改过去提倡“新民”“国民运动”，而且出“新人说”。他认为，只有造就了“不逐时流的新人”，才会出现一个崭新的中国。
C. 在做学问方面，梁启超一直认为要创造一种能沟通中西文化，“从事人学与物理学之间的会通调理”的是用新潮的国学，来改变不良的学术风气。
D. 既懂得中国历史文化、又了解西方学术的梁启超，却令人遗憾的过早去世，对于造就“不逐时流的新人”的方法和途径问题，未能作更深入的思考。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常年流亡异国，期间他仍不断将“新民说”思想传递给梁漱溟、毛润之、左舜生，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B. 学有根底的王国维和梁启超虽然政治观点不同，人生经历也有很大的不同，但1927年的大变局给两人带来的心灵震动，却是一样大的。
C. 由于未曾经历大的政治变革，对事变的承受力较弱，在时代的大变局中，王国维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恐惧，最终出于对未来的绝望，选择了投湖自尽。
D. 伍宪子虽追随梁启超多年，对他有相当的了解，也对梁启超1927年说的两点想法有较深刻的理解，但这种理解仍未触及其内在核心。
E. 梁启超对亲身参与的戊戌变法给予了肯定，他认为清末15年的变革超过了以往150年甚至更多，这点从他写给女儿的家书中可窥见一斑。
3.“不逐时流的新人”有哪些特点？梁启超为何在1927年提出“新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