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关于“和同开珎”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铸造的数量须达到一定规模，交易中才有条件实现物畅其流。因此与西方之币值较高的银币相比，东方的铜钱仍具有自己的优势。而毗邻中亚的新疆地区，受到东西两方面的影响，曾出现过带有两大货币文化之特点的产物。比如于阗的“汉佉二体钱”，圆形，无孔，钱面为汉字“六铢钱”，当中为其族徽；钱幕用佉卢文标出王名，当中为驼纹。它虽然是铜钱，但钱文却是用钢模打压而成，并不是铸出的。再晚些，魏晋时的龟兹地区铸造了带方孔的“汉龟二体钱”，则接近中原货币。唐时，河曲六胡州之安国部所铸的钱，正面与唐“开元通宝”无殊，只在钱幕标出族徽。这表明来华的九姓胡人不仅奉唐之正朔，且亦铸造和使用开元钱。
海东的情况又不相同，由于与西方距离遥远，所受到的主要是中国的影响。比如日本，这里原来不产铜，元明天皇时在本土发现铜矿，乃称其铜为“和铜”（日本铜），年号也随之改为“和铜”（708—715年）。有了铜，日本开始铸钱，其方孔钱的钱面上铸出“和同开珎”四字。“和同”即“和铜”。吐鲁番所出土的一个寺庙的交纳账中记有“同钱”，那里的“同”也是“铜”字的简写，可与“和同”相参证。这种钱无论形制、尺寸和钱文，均模仿唐朝的“开元通宝”，特别是那个“开”字，更完全照搬开元钱上的特殊写法。“和同开珎”四字的书体颇美观，不过由于其中的“同”是个简化字，所以开元钱上原来用的“寳”字被简化成“珎”，只留下此字当中的一部分。这或许是出于使钱文两侧笔画匀称的考虑。1970年在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文物中，五枚“和同开珎”钱曾引起注意。《文物》月刊于1972年发表的发掘简报将钱文释为“和同开珍”。因为在章草中“珍”字可以这样写，故释文不是没有依据。然而比照钱币史，此说却是讲不通的。
释“开珎”为“开宝”，笔画匀称并不是唯一的理由。试看从八世纪到十世纪，日本铸造的“皇朝十二钱”，钱文无例外地都叫某某“宝”，如“万年通宝”“隆平永宝”“富寿神宝”“承和昌宝”“乾元大宝”等。十世纪以后日本长期不铸钱，习用宋钱。直到相当于我国明代末叶时才又铸造“宽永通宝”，仍称之为“宝”。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八世纪时会出现一种名“珍”的钱。
日本古钱皆以“宝”字为称，其实这也是从唐代钱文之“通宝”“重宝”“元宝”“泉宝”等名目中学来，而唐钱并没有称“珍”的。不仅如此，由于唐钱中“开元通宝”行世最久，影响最大，所以开元钱被尊奉为当时东亚的标准货币。它在日本曾被简称“开钱”，“开宝”也是如此。也就是说， “开元通宝”尤其是简化了的“开宝”的叫法，已成为标准货币的通称。日本“皇朝十二钱”中不是还有一种“神功开宝”吗？其上之“寳”字未曾简化，清清楚楚，无可置疑。它与“和同开珎”一样，都叫“开宝”。也就是说，它们均被视为在其所标出的年代中铸造的“开钱”。可见日本当时对唐文化的倾慕几乎达到亦步亦趋的程度。在日本钱问世之初，面前的样板只有一种：那就是唐钱。所以从形制到名号，只有唯唐钱是瞻了。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和同开珎”不能释为“和同开珍”的原因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从八世纪到十世纪，日本铸造的“皇朝十二钱”的钱文都带一“宝”字，比如“万年通宝”，“隆平永宝”等。
B. 十世纪后的日本长期不铸钱，习惯使用宋币，在相当于我国明代末叶的时期又铸新币，且仍称之为“宝”。
C. 尽管章草中的“珍”字可以写成“珎”字，但用章草字体制作钱文是讲不通的。
D. 唐朝的“开元通宝”行世最久，影响最大，曾被尊奉为当时东亚的标准货币，日本难免受开元钱的影响。
2.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日本出现钱币“和同开珎”与当时在日本本土发现了铜矿有关，也与日本天皇的“和铜”年号有关。
B. “和同开珎”中的“同”字与吐鲁番出土的寺庙里交纳账中“同钱”的“同”字一样，都是“铜”的简写。
C. “和同开珎”整体上模仿唐朝的圆形方孔钱“开元通宝”，它们在形制、尺寸、钱文布局上均相一致。
D. 可能是出于使钱文两侧笔画匀称的考虑，“和同开珎”中的“同”和“珎”都是简化过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相对于西方的银币，东方的铜钱因为在铸造的数量上曾达到一定的规模，因此在交易中较容易实现物畅其流。
B. 从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时代的钱币来看，许多钱币不论其铸造手段如何，或多或少地要受周围文化的影响。
C. 日本古钱学习唐代钱文中“通宝”“元宝”等名目，“皇朝十二钱”的钱文都叫某某“宝”，且“宝”字都为简化字。
D. 从日本人从形制到名号模仿唐朝的钱币来铸造自己的钱币看，唐朝文化在当时对日本的影响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