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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圣外王”之说不符孔子圣人规
现代新儒家喜以“内圣外王”四字综括孔子之道及其所开创的儒家思想。殊不知，内圣外王之说实有悖于孔子圣人观。
孔子本人未以内、外之分来定“圣”、“王”之别。他所视之为最高境界的“圣”，内在之德与外化之功必须兼备，即必须内外兼通。《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圣”，“圣”圣显然并非仅指个人的内在之德，而更重外在的惠民济众——甚至连王天下之尧舜都不足以当此。此“圣”虽然远超仁境，但却以仁为根本，仁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立人、达人至其极，即是博施于民而济众，亦即圣。可见，即使是仁境，孔子也不认为其仅指个人的内在之德，而还必须有外在的立人、达人之功，至于作为仁之极的圣境，其必备化人之功，自不消说。这一思想，孔子在他处还有更明确的表达。在他与子路的一段对话中，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必由之路，但却远未臻圣境。“修己以安百姓”方可成圣。显然，孔子所谓“圣”是指内外兼通的内德外化，而不仅仅是指与外王之化有别的“内圣”之德。
《说文解字》训“聖（圣）”为“通”，则孔子以内德外化兼通为“圣”，可谓不违训诂。如认为“内圣外王”意指内修圣德而外施王政，是仅把圣解作圣德，此解既不合训诂，又违背孔子的思想。儒家经典《五行》以“闻而知之”为圣，此解与“圣”之本义正相通。《说文》认为“聖从耳”，段玉裁注引《风俗通》曰“聖者，声也，言闻声知情”。“聖”之甲骨文像人上着大耳。可见，圣之本义当与听闻相关，而能闻声知情则可谓之通，故“通”乃“圣”之引申义。《五行》所谓“圣”近乎其本义，而孔子则取其引申义。无论本义抑或引申义，圣都不能直接解作圣德。故以“内圣外王”概括孔子思想，“圣”之义即无着落。
孟子已视孔子为内怀圣人之德而外无王者之位之圣人，且其圣人观已有异于孔子。荀子欲合“尽伦之圣”与“尽制之王”为一体，以成“圣王”之教。然荀子此“圣王”之“圣”仅为“尽伦之圣”，显然异于孔子所谓内德外化兼通之“圣”。或许正因受孟、荀圣人观之影响，故“内圣外王”之语虽始出于《庄子·天下》而非孟、荀之口，然现代新儒家却仍喜以之概括孔子及儒家思想。只是他们未曾顾及，虽可以内修其德、外以德化统括孔子及儒家思想，然无论就训诂抑或思想层面而言，皆难以将孔子之所思简约为“内圣外王”。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被孔子视为最高境界的“圣”，必须兼具内在之德与外化之功，而他本人并未以内、外之分来定“圣”“王”之别。
B. 和个人的内在之德相比，孔子显然更看重外在的惠民济众之举，就此而言，甚至连王天下的尧舜都不足以称为“圣”。
C. “圣”以仁为根本，而即使是仁境，也必须有外在的立人、达人之功，作为仁之极的圣境，自然也应该具备化人之功。
D. “修己以安百姓”方可成“圣”，这里的“圣”是指内外兼通的内德外化完全不同于与外王之化有别的“内圣”之德。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说文解字》训“聖（圣）”为“通”，孔子以内德外化兼通为“圣”，两者对于“圣”的理解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B. 把“内圣外王”理解为内修圣德而外施王政，是把“圣”只解作圣德，既不合训诂，又与孔子的圣人观不相符。
C. 由“聖”的甲骨文可知其本义当与听闻相关，而能如《说文》所说“闻声知情”则可谓之“通”，故“通”乃其引申义。
D. 《五行》以“闻而知之”为圣，与“圣”之本义相近，而孔子则取其引申义，无论哪种“圣”都不能直接解释为圣德。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孟子视孔子为内怀圣人之德而外无王者之位之圣人，他所理解的“圣”和孔子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完全不同。
B. 荀子欲合“尽伦之圣”与“尽制之王”为一体以成“圣王”之教，此“圣王”之“圣”与孔子所说的“圣”明显不同。
C. “内圣外王”之语虽非始出于孟、荀之口，正因为受二人影响，现代新儒家却仍喜欢以此概括孔子及儒家思想。
D. 作者博古通今、引经据典，所引文段既有孔子自己的言论，又有儒家其它的经典篇章，可谓材料丰富，论证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