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史料是需要辩证的，同一史实，各书记载互异；同一原文，彼此引述不同；或采摭古书不记出处，或商榷前史而全违故实，以致事实讹谬，文字错舛，真伪混淆。若不加以辩证而随便引用，不但异说纷纭，无所适从；必至以讹传讹。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难题的就是考据学。这种学问，汉代的经注已开其端。自晋以后，辨证史籍的书多起来了，裴骃注《史记》，对于原书的文句音义多所解释。裴松之注《三国志》，对于原书的史实多所增补；吴缜《新唐书纠谬》对于原书上史料的讹谬多所纠正，这些都是考据学的先导。
到了清代，考据学大大地发展了。在清代，学者因受政治的压迫，不能涉及与现实有关的学问，于是埋头于故纸堆中，从事与现实无关的考据学。因而中国的古典文献，无论经书、子史或史书，大部分都经过了一番考证。对于各种史籍中的史实，凡有可疑的，无不探源索隐，钩沉辑佚，考异正讹，使其本源大白，讹误自明，异说并陈，是非自见。清代辨证史料的著述甚多，其中有通辨诸史的，有专辨一史的。通辨诸史的书，最有名的，是钱大昕的《二十一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书是对原书上文字的校正、名物的训释，王书是对考证原书上的典章制度以及史实的校勘，两书各致力于一个方面，若融合而贯通之，则对史料之辨证，甚为有益。专辨一史的书，以辨“四史”者最多。崔适的窜乱《史记》的十余家，纠正纰缪；考证《汉书》的多侧重于文字的校正；考证《后汉书》的多侧重于史实的纠谬。考证《三国志》的皆系补佚考异。自《晋书》以下的诸史，辨证的书虽不及“四史”之多，但诸史皆有考证之书。
以史料的范围而论，清代学者所考证的史料只是史料中的一半，即文献上的史料；至于考古学上的史料则做得非常不够。这是因为许多考古学的史料，如新、旧石器文化遗物、甲骨文及汉晋简牍等尚未发现，同时也是因为他们还不认识地下出土的史料的价值，当时并不是完全没有考古学的资料，如殷周之彝鼎、两汉之石刻画像，早已呈现在当世学者之前，但均未被引用为考证古史的资料。即以文献考证文献而论，清代学者也没有考证完，例如从对诸史之史书志考证看来，侧重于地理和艺文，天文、律历、书表考证不太多；有关社会经济之食货志，风俗习惯之舆服志则绝无考证。
清代学者考证使用的方法，是以文献考证文献，即以甲书上的史料辨证乙书上的史料，以真书上史料订正伪书上的史料，以各书上一般的通论指斥某一书上独特的异说。这种方法，用以有史以后的史料考证是可以的，用以史前史的资料考证，那就无异以伪辨伪，以疑证疑。
晚近以来，对于考古学上的史料之考证，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但也不是到了我们就没有事情可做。例如若干青铜器物的时代，尚待考证；若干甲骨文字的字义，尚待训释；若干汉代的石刻画像，尚待说明。特别是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如古人类、古生物的化石，古角器物、彩陶等，都需要我们做详细而精密的科学研究，才能变成史料。
（摘编自翦伯赞《史料辨证与考据学》）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同一史实，不同的书记载不一样，引述原文各不相同；采摘古书不标明出处，商榷前史讹谬，以致异说纷纭，真伪难辨，因此，史料需要辩证。
B. 汉代经注开启了考据学先河，晋代辨证史籍的书多起来了，裴骃注《史记》，裴松之增补《三国志》，吴缜纠正《新唐书》，这些是考据学的先导。
C. 钱大昕的《二十一史考异》校正原书上的文字，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考证、校勘典章制度及史实，两书辨证诸史，融合贯通，系统全面。
D. 对于史书中的史实，凡有可疑的地方，清代学者探源索隐，钩沉辑佚，有通辨诸史的，有专辨一史的，考据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殷周的彝鼎、两汉的石刻画像等考古资料在清代虽已被发现，但并没有用来考证古史，这说明当时学者还没有认识到文物的价值。
B. 虽然清代辨证文献史料的著述很多，但社会经济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绝无考证，由此看来，当时学者辨证史料的范围尚不够全面。
C. 清代学者用文献考证文献、史料辨证史料这种方法考证有史以后的史料有效果，考证史前史则有许多需要修正和补充的地方。
D. 清代学者通过校勘、辨伪、辑佚、注疏等手段，对古典文献和考古资料做了正本清源的工作，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可信的史料。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清代学者埋头于故纸堆，致力于与现实无关的考据学，造成学术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和当时政治上的限制有很大关系。
B. 不知道利用考古学上的资料，也缺乏较多的考古发现，因此，从史料的范围来看，清代学者考证史料仅局限于大部分的文献资料。
C. 晚近以来，虽然考证考古学上的资料取得了成绩，但对于一些青铜器物的时代、甲骨文字的字义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D. 清代考据学的成就与不足让人们认识到，在考证古史时不仅要注重历史文献的记载，也要重视考古学上的史料即如地下出土的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