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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指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其本意为嘲讽新月派与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孰料这一讽喻时事、有感而发的观点竟在传播中异化。有人提出魏晋有所谓“人的觉醒”,并把魏晋时期“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结合起来,“魏晋文学自觉说”在学界影响愈加广泛。实则不同于18世纪末以来西方流行的“纯文学”观念,中国古代文学自产生就自觉担负起传承道义的社会教化重任,“魏晋文学自觉说”乃至“文学的自觉”并不适宜用来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正如程水金教授所说,“文学的自觉”成立的前提是有一个亘古不变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概念,实际上这一概念并不存在。
虽然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新的文体也不断涌现,但正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说:“文本同而末异。”言志载道的传统是“本”,具体文体和文辞的变化是“末”,根本点并没有发生过动摇。
近代以前,中国文人的主要学习及研究对象是经史、诸子、辞赋等著作,但20世纪以来,中国受西方文学观念尤其是19世纪初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论文学》的影响,认为文学的特质为抒情性、形象性与典型性。照此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如六经、诸子就不是文学,至多含有文学因素。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更侧重符合西洋近代文学分类的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种类的研究,这种现象限制了学者研究的范围,破坏了中国文学历时三千年的完整性和包容道统价值的深刻性。这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观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其价值的否定。探讨中国文学史,不能背离与古代文学共生共长的学术传统,更不能失去对传统的敬畏。若将六经、诸子等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引导社会向善为终极目标的著作从中国文学史中剥离,中国文学将失去自身特色,中国文学研究将不具有完整性。
倡“魏晋文学自觉说”者多以曹丕《典论·论文》之“诗赋欲丽”为据,认为魏晋时期文学从政治、教化和社会责任感的束缚中挣脱,重视表现个人情感,对艺术审美性有了自觉追求。事实上“文学的自觉”这一概念并不适合中国文学的实际状况,中国文学自产生起就有自身的审美标准与价值追求,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言说目的很明确,即言志载道;二是先秦文学已对文辞之美有深刻认识并自觉追求。《文心雕龙·宗经》说六经具有“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叙述特点,说的就是六经的审美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包括魏晋南北朝文学从未有过“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曹丕对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评价与《左传》所载的“三不朽”思想一致,都表达了建功立业、名垂后世的终极人生理想。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绝大多数时代的绝大部分文人都能始终将明德、载道与经世致用作为首要目的,这一社会价值被历代作者和读者共同认可。研究中国文学史,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就不能否定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这个根本特征。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鲁迅先生提出曹丕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说法,是嘲讽“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其本意在传播中被异化。
B.主张“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学者认为,在魏晋时期产生了“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其观点在学界影响很广泛。
C.中国古代文学从一开始就与18世纪末以来西方流行的“纯文学”观念不同,它担负着传承道义的社会教化重任。
D.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因为新的文体不断涌现,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但其言志载道的传统并没有发生过动摇。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近代以前没有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中国文人学习及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经史、诸子、辞赋等,其中六经、诸子只是含有文学因素的作品。
B.20世纪以来,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更侧重对符合西洋近代文学分类的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种类的研究。
C.研究中国文学史,不能用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观来破坏中国文学的完整性和深刻性,否定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色及其价值。
D.如果将中国古代经典中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引导社会向善为终极目标的著作从中国文学史中剥离,中国文学会失去自身特色。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学的自觉”并不适宜用来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并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且中外适宜的“文学”概念。
B.曹丕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与《左传》的“三不朽”思想一致,都表达了希望建功立业、名垂后世的人生理想。
C.魏晋时期并未产生“文学的自觉”,因为如果对文辞之美的自觉追求是“文学的自觉”的话,那么这种自觉从先秦文学就已开始了。
D.中国古代文人都把明德、载道与经世致用作为首要目的,中国古代文学从未有过“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