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小题目。
美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缺乏独立性，源自传统诗学追随儒家的政治功利主义和伦理实用主义。代表作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此书以治国平天下式的雄心壮志，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开篇《原道》一章，便确立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这种道统诗学上承曹丕《典论•论文》所主张的经世致用文学观，即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下开文以载道之先河。唐代，韩愈提出“文以明道”；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宋儒周敦颐明确“文以载道”的宗旨，都不过是《文心雕龙》顺理成章的延伸。由此可见，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诗学缺乏独立的美学原则的感慨，洞见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
正是这种阙如，导致中国的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总是无法进入精神层面，仅止于世俗的功用，越来越滑入俗世的纷争、功利的得失。“诗言志”沦为诗人得意或失意的宣泄；评话
衍生出的小说，或聚焦于庙堂纷争的计谋较量如《三国演义》，或忘情于江湖造反的草莽传说如《水浒传》；更不用说《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之类的演义小说，既没有《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也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人的尊严、悲悯的情怀、君子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底线，在这类文学中被小不忍则乱大谋、无毒不丈夫的厚黑原则取代，这种审美趣味造就一代又一代的草莽，制作出一个比一个暴虐的帝王，进而滋生出民族诸多难以治愈的心理疾病：诡计崇拜、暴力崇拜、权力崇拜等等。
在这样的美学背景下，《红楼梦》的问世是一场审美革命：从容推出女性崇拜、悲悯崇拜，拒绝功名崇拜。《红楼梦》的问世使这个民族的审美趣味，不再纠缠于生存博弈而具有纯粹精神的存在意味，从而在美学上回归《山海经》式的混沌和《诗经》国风所具的清纯，达成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因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正如《红楼梦》写出悲剧本身已经具有美学革命的意味，王国维指出了《红楼梦》的悲剧品质，中国诗学的眼界由此被打开。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与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调教出来的国民醉心于权谋和暴力的审美品味截然不同，而是关注人世间的苦难，并从宇宙的视野加以审视。
佛学的东渐，禅宗的兴起，在中国士大夫阶层引发了心灵的解放，终致中国诗学界异端突起。相对于李白急功近利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苏东坡信笔挥就的乃是心平气和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严羽的《沧浪诗话》顺流而至，借禅宗之名，挑战《文心雕龙》的道统诗学，连同文以载道的诗学传统，但比起王国维、陈寅恪的美学思想，严羽在《沧浪诗话》里的诗学追求，不过小荷才露尖尖角。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文化的独到贡献，不在于学问的博大精深，而在于识见和思想的不拘流俗。中国数千年文化之所以江河日下，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于审美上的疲乏。而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过人之处，则在于对这种审美疲乏的洞察。
（摘编自李劼《王国维、陈寅恪的文艺复兴意味》）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传统诗学追随儒家的政治功利主义和伦理实用主义，使得美学缺乏独立意味，使得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无法进入精神层面，而止于世俗的功用。
B．刘勰的《文心雕龙》建立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确立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影响到后世的文学思想。
C．曹丕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开启了文以载道的先河，韩愈、白居易等人丰富了这种理论，周敦颐明确了“文以载道”的宗旨。
D．佛学的东渐和禅宗的兴起，引发中国士大夫阶层心灵的解放，严羽的《沧浪诗话》借禅宗之名挑战文以载道的诗学传统。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关注人世间的苦难，表现人的尊严和悲悯情怀，不再只是宣泄得意或失意，不再纠缠于生存谋略，文学才能体现出纯粹精神和较高的审美价值。
B．一些古代小说推崇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无毒不丈夫”等厚黑原则，其实正是中国文学传统讲求实用和功利、纠缠于生存博弈的具体表现。
C．《红楼梦》体现出女性崇拜、悲悯崇拜，而拒绝暴力和权力，《红楼梦》彻头彻尾的悲剧背离了国人崇尚的乐天精神，在审美上具有革命性的意味。
D．王国维重视文学的审美属性，不赞同文以载道，提出从宇宙的视野审视文学，打开了中国诗学的眼界，带来了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国民受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代小说的影响，民族也因此滋生很多难以治愈的病态心理，可见，文学对人的思想、对社会会产生影响。
B．在经世致用文学观的影响下，中国后世的演义小说既缺乏《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也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处于审美疲乏的状态。
C．“文以载道”思想强调文学的承载、阐明、传达“道”的社会功用，强调文学的促进社会道德进步的宗旨。这一思想贯穿于我国古代文学之中。
D．王国维和陈寅恪以不拘流俗的敏锐眼光，洞察了中国文化中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的弊端，这表明他们对中国文化具有批判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