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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乡村社会的权力网络
耿元骊
在唐代官府的文书格式中，“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皆曰符。”这意味着，乡在中央政府看来就是最低一层的管理层级。但是“乡”的地位，在唐代也有比较大的变化。武德七年，唐朝律令规定：“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四邻为保。”其中对乡里地位，没有明确说明。《通典》则提到：“大唐百户为里，里置正一人；五里为乡，乡置耆老一人。……贞观九年，每乡置长一人，佐二人，至十五年省”。由此可见唐初延续了汉魏以来的“乡官”之制，里正（又称里君、里尹、里宰、里有司等。春秋时期开始使用的一种基层官职，明代改名里长，唐朝也有里正一职，负责掌管调查户口，课置农桑，检查非违，催驱赋役）、耆老或者乡长都算是正式（或比照）的官府成员。但是随着承平日久，到贞观十五年，就不得不废罢“乡长”及属官（佐），废除了乡官之制。“乡长”及乡的建制虽然废除，但是县以下的地域仍然需要管理，“乡”作为区块名称仍得以继续存在。只不过将管理“乡”的权力转到了 “里正”身上，“里正”一词也逐渐转变为职务名称。
“里正”成为乡领导的称呼的同时，“里”本身却逐渐消失，取代“里”地位的则是村。唐初的乡里制，在贞观十五年以后就逐渐向乡村制转化。“乡”和“里”都是设计概念，由上至下加以推行，试图把县以下地域的居民纳入一个统一网络当中。但是这种由“五”“百”之类整数所构成充满结构感的设计规划，却很难与乡村居民的居住实情相吻合。由非正式纳入官府序列但又受官府严密掌控的“乡”直接面对自然形成的聚落“村”成为相对合理的选择。
在赋役征派过程当中，乡村社会中的权力网络得以高效运转起来。当然，乡村文化习俗活动、纠纷调解等等也都是乡村权力运作的载体，但是最基本的运作模式还是通过赋役征派而得以展现。唐代里正的四项职责“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当中，最关键也最重要的就是“催驱赋役”。官府为了尽可能多和快地取得赋役收入（包括劳力），多倾向于直接派人下乡征收选派。其正常程序为“刺史……下文帖付县，……县令付案，案司出帖，分付里正”，而里正常常借机谋私，“赤帖怀中藏却，巡门掠敛一遍”，在乡村中造成“忽闻扣门急，云是下乡隶”的惊恐局面。
在由县级官员主导而成的乡村社会权力网络中，里正、村正这样的基层实际管理者成为重要的网络节点。经由里正、村正的上传下达、左右协调，权力网络得以运转并最大程度地为朝廷管理县以下地域。对村民来说，里正、村正代表国家意志对乡村百姓进行管理；对朝廷来说，里正、村正生活在乡村社会当中，是村民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处于一个微妙的境地，既不敢也不想与朝廷对抗，又不能完全站在朝廷的立场。从朝廷的角度，既不得不依赖于他们，又经常借机加以惩处打压。里正、村正处于乡村社会事务、经济事务的中心，上下有事均责成在他们身上，是朝廷、州县和村民的交汇点。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减）
1.下列对唐代“乡里”的认识，不符合原文表述一项是（ ）
A．乡被唐代中央政府看作是最低一级的管理层级，但“乡”的地位在唐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B．到了贞观十五年，虽然乡作为区块名称仍然存在，但是乡官之制被废除，而赋予里正以管理“乡”的权力。
C．贞观十五年后，乡里制逐渐向乡村制转化，官府直接向“村”而不是向“乡”，成为相对合理的选择。
D．“乡”“里”作为一种设计概念，是自上而下推行的，很难与乡村居民的居住实情相吻合。
2.下面对原文有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唐代的官府文书，由尚书省下发到州，再到县再到乡，最后到村，都称为“符”。
B．对朝廷来说，里正、村正既是依赖的对象，又是需要惩处打压的对象，有事责成他们。
C．乡村社会权力网络由里正主导，其四项职责是“调查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D．乡村文化习俗活动、调解纠纷也是乡村权力运作的基础，但并不是最基本的模式。
3.下列对作者观点的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唐代县以下地域的管理结构由早期人为设计的乡里制逐渐转向了相对自然形成的乡村制。
B．赋税征派是乡村权力展现的最重要渠道，是乡村权力运作的最基本的模式。
C．里正、村正成为上下沟通的关键点，作为基层实际管理者，他们是乡村权力网的重要节点。
D．里正、村正是站在朝廷的立场上，代表国家意志对乡村百姓进行管理的；正是他们的传达协调，乡村权力网络得以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