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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道器合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幸批评旧史学的养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 水发表《81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 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室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 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趙， 输入学理，整理®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 “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 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 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唪史诗二十首》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视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度将倾、内忧外 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 其独立之位里”，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 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其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 国的危机和忧患，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表存亡之道，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 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 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黹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 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藉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 段，对于令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城，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 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 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
A．20世纪初，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老派文人与以张煊为代表的新派文人展开激烈交锋。
B．王国维治学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王国维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追求道器结合，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史 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完全超越了今天的“古史研究”。
E．在治学方面，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在曲学方面，钱博先生认为后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王国维取得突出的学术成就，源于他的哪些治学品质？结合文聿简要分析。
3.你如何理解“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 代中国的‘三闾大夫’”？
4.结合文章，谈谈你对“道”、“器”的理解，并说说“道”“器”关系对你的学习有何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