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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以来，接地气的词、小说、戏曲的兴盛，促成了中国文化的下移，由此导致官方意识形态传播的因时而变。在承袭固有的诗文传播之外，如何使词、小说、戏曲担负起像诗文一样宣传正能量的职责，不仅要突破“诗文为贵，词曲为卑”的陈旧文体观念，更要面对的是文化下移带来的意识形态有效传播途径的探索。
戏曲与意识形态的传播，虽有深刻的关联，但官府因其“不登大稚之堂”而疏于管理。随着戏曲从业人员的壮大，题材内容思想的拓边扩界，“优孟衣冠”式的宫廷娱乐逐渐转为勾栏瓦肆的演出，这导致“违规越礼”之事时时有之。如《墙头马上》，剧中李千金与裴少俊在后花园违规越礼，颇为大胆。此类传播有违儒家教化，这一现象逐渐引起官府的警觉，于是针对戏曲的法律条文也多了起来。“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等条文在《元史·刑法志》中有明确的记载。明承元风，逐渐强化。《御制大明律》云：“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 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明初，朱元璋盛推《琵琶记》。《琵琶记》出现之前，蔡伯谐、赵五娘的故事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内容多为蔡伯谐应试及第，抛亲弃妻，被暴雷轰死。高明感于蔡伯谐行为有违教化，故在“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创作动机的驱使下，把原本负心题材的故事，演绎成“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谐”的教化剧。
朱元璋之子朱权，潜心戏曲，援引“治世之音安以乐”，为《太和正音谱》的戏曲文献整理鸣锣开道，并云“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理学家丘岑继承高明戏曲遗风，言“借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清初流传甚广的《桃花扇》与《长生殿》，更是接续“资治通鉴”之史家意识，使情摆脱了晚明一己自由之立场，而放到一己之情与国运相关的宏大叙事之中。
戏曲传播的一个重要特性是易知易晓。丘溶直言，经书所载三纲五常，不如诗歌吟咏性情，容易感动人心。“近世以来做成南北戏文，人人观看，皆能通晓，尤易感动人心”，使人“手舞足蹈不自觉”。在感发人心这点上，丘溶不但看到了卑体戏曲与尊体诗歌的一致性，而且体悟到“性情”传播的个体差异性。
戏曲传播的另一个特性是剧场的群体接受。戏曲批评界崇尚场上之曲，鄙弃案头之书，这种批评旨趣反映了舞台性之于戏曲的重要，而对舞台性的衡量离不开台下受众的接受。丘溶著作中曾记录群体受众的面部表情：“座中观者不下数百人，往往有感动者，有奋发者，有追悔者，有恻然叹息者，有法然流涕者。”相较于诗文的个体阅读接受，戏曲之剧场的群体接受，更显示出戏曲传播的宽度及其演员、观众互动的特殊性。
（选自《有宋以来戏曲传播的有效利用》，有删改）
1.下列对官方重视戏曲传播原因的分析，错误的一项是
A．戏曲虽然地位不如诗文尊贵，但与意识形态的传播有着深刻的关联，是意识形态传播的途径之一。
B．戏曲不登大雅之堂，且妄撰词曲，在演出中常有违规越礼之事，未能充分发挥意识形态传播的功效。
C．戏曲从宫廷娱乐逐渐转为勾栏瓦肆的平民演出，文化下移也迫使官方重视意识形态传播途径的改变。
D．戏曲传播易知易晓，且受众广泛，传播面大，可以成为有效而广泛地传播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
2.下列表述，不属于官方重视戏曲传播举措的一项是
A．元明时期拟定了针对戏曲的法律条文，以法律形式对戏曲进行禁限和倡导。
B．明朝统治者盛推能宣扬儒家伦常、实现传播教化的经典戏曲，如《琵琶记》。
C．明朝朱权认为杂剧是“太平之胜事”，支持《太和正音谱》的戏曲文献整理。
D．创作者怀着“只看子孝与妻贤”的创作动机，改编戏曲内容以宣扬教化。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折不正确的一项是
A．诗文是个体的阅读接受，戏曲是剧场的群体接受，因此戏曲比诗文更能打动受众，更具有传播的广泛性。
B．《御制大明律》中的“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体现了官府借戏曲传播意识形态的意愿。
C．清初流传的《桃花扇》与《长生殿》，将一己之情与国运相融合，不但具有教化功能，而且接续了史家意识。
D．虽然有“诗文为贵，词曲为卑”的陈旧文体观念，但在感发人心上，卑体戏曲与尊体诗歌具有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