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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典，也叫用事，是指人们在行文中引用（或借用）前人的言论和事迹等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用典作为一种文学修辞，如刘勰所说的“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其功能主要是使文辞更为含蓄和典雅。
中国古代用典修辞早就有之。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出现了“互文性”的说法，它大体的意思是：一个文本不可能完全是自己的创造，一定是从别的文章中引用了、化用了某些成分；或是明写，或是化在自己的文章中。其实这个说法与中国古代的用典的意思差不多。用典变成了“互文性”，传统的文学修辞法变为现代的文学修辞法。
那么，用典与社会文化有何联系呢？
首先，用典这种文学修辞方法与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成过程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正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不断生成导致了用典这种文学修辞。社会精神文化的最初的生成可能是从民间到上层的，下层的百姓在劳动的实践中，由于有感受、有需要，形成了最初的歌谣。历史已经证明，下层劳动者创作的歌谣，必然会被上层的士人看中，于是拿过去加工，成为诗歌或其他作品。这种情况一代又一代这样持续下来。而士人从下层劳动者那里“拿过来”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用典”了，他们可能增加或减少一些字句，改变一些字句，或者师其意而不师其辞……这过程从广义上说，就是用典。中国士人加工、改造、整理过的最早的诗歌（如《诗三百》），不断被后人“引用”或“化用”，创作成新的诗歌作品，这就更是“用典”了。因此“用典”是精神文化生成过程的重要一环，也可以说，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成过程使“用典”成为一种文学修辞，“用典”是社会精神文化生成的产物。
其次，再从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看，一方面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创造，另一方面是后一代的文化总是从前一代、前几代的文化里面继承一些成分。这继承中，必然要引用前代若干具体的资料，以说明新的文化意义，这就是典型的“用典”了。若用刘勰的话来说，文学的发展离不开“通变”两个字，“变”是根据现实状况提出新主张、写出新篇章，这是对古之变；“通”就是要学习古典，熟悉古典，吸收古典，使“变”建立在“通”的基础上。那么在这“通变”中，“用典”也就自然成为创造中重要的环节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情况不同，士人崇尚的风气不同，这又区别出“用典”的多少、好坏等。为什么到了宋代，会出现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把“用典”推到极端，提出“夺胎换骨”和“字字有来处”的主张呢？这就与宋代士人推崇的风气有关。他们更看重书本，而看轻了生活，或者说从现实逃向书本领域。黄庭坚生活的时代，现实社会问题堆积如山，如与北方民族矛盾已经十分严重，内部纷争不断，而他们觉得他们面对的现实问题解决不了，他们逃向书本是他们与现实矛盾无法协调的产物。这样，黄庭坚看重的是杜甫和韩愈的诗“字字有来处”。
以上所述，说明了文学修辞中的用典的种种情况，其最深根源仍然在社会文化中。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文化的状况孤立地来理解文学修辞中的种种问题。 （摘编自童庆炳《社会文化对文学修辞的影响》）
1.下列关于“用典”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用典作为一种文学修辞， 是指人们在行文中引用（或借用）前人的言论和事迹等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亦即刘勰所说的“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
B．西方文论中所说的“互文性”，指从别的文章中引用了、化用了某些成分，其意思与中国古代的用典相似。
C．用典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引用，直接引用前人言论和事迹，一种是化用，把前人言论和事迹化在自己的诗文里。
D．在中国，用典修辞早已有之，然而在西方，直到上个世纪才出现，比中国晚了很多。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历史已经证明，下层劳动者创作的歌谣，必然会被上层的士人看中，拿过去加工，从而成为诗歌或其他作品，所以，士人的创作就是不断加工、改造、整理的过程。
B．《诗经》不断被后人“引用”或“化用”，创作成新的诗歌作品，这也说明了用典是社会精神文化生成的产物。
C．“江西诗派”把“用典”推到极端，提出“夺胎换骨”和“字字有来处”的主张，这与宋代士人崇尚重书本、轻生活的风气有关。
D．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继承和创造，而且二者密切相关，继承是创造的基础，创造是继承的变化发展；这当中“用典”是重要环节。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宋代士人之所以逃向书本，是因为他们生活的时代现实社会问题很多，而且他们觉得他们面对的现实问题无法解决。
B．“用典”这种文学修辞与社会文化渊源很深，与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成、发展，与各时代不同的社会风气及士人崇尚的不同风气密切相关。
C．用典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修辞，在文学创作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也引起了中外文论家的重视，所以文学创作应多用典。
D．“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这句诗中的“塞上长城”是化用南朝大将檀道济被宋文帝冤杀时所说的“乃坏汝万里长城”一语，这就是用典，委婉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壮志未酬的悲愤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