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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古者称师曰先生。”但在世人的评判标准里，并非所有的教师，都配称“先生”。对民国老课本做了新阅读的邓康延，又在拍摄纪录片《先生》。他选的第一批先生是民国时期的蔡元培，胡适，马相伯，陈寅恪，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他还有很多先生想拍，要拍。他说：“那些背影，让我们发现民族的正面。”
下面是他就此话题接受《新周刊》记者的访谈。(有删节)
《新周刊》：在你看来，“先生风范”指的是什么？
邓康延：这些先生，是学业的长者，做人的榜样，是“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人。他们不是为了表率才去做表率，而是经过晚清民初历练之后，一种本性的自然流露，在他们举手投足之间，荟萃了东西方的知识学养和科学文明。这种气场，用中国传统话来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先生就像一群羊里的领头羊，凭着自身的生命体验，知道哪个地方有青草、阳光和水泉。
《新周刊》：“先生”这个词背后，代表着怎样一种教育理念？
邓康延：梅贻琦先生说过，他就是一个王帽，看着风光喧闹，主唱的还是那些教授。为什么西南联大那么艰难仍能人才辈出？就是因为有先生，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先生。不论是梅贻琦还是胡适、张伯苓，面对违背了教育规律的事，跟蒋介石都能争执。他们不论治学还是做人，都能倾情投入，又不为名利缰索。反观现在的教育，前30年被政治挂帅，后30年被金钱俘虏，独立精神，屡遭冲击……我觉得那一辈人心无旁骛，天高云淡，既有中华“仁、义、礼、智、信”的学养，又有西方“自由、民主、博爱”的熏陶，做到了足跨东西。他们也焦虑，但为创新途，即便被骂，也能忍辱负重。每当暗夜读先生，总有一种崇敬悲凉感——后人可能再也达不到那样的境界了。在先生身上，博爱悲悯、人性理性，像镜子一样比照着世间的丑恶。万事先做人，高人万世仰。
《新周刊》：陈丹青曾说“这类动物已经绝种了”，你如何看？
邓康延：胡适先生倡导白话文时曾说过：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引申出来就是：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先生和人生榜样，只不过取舍的标准不同了，看问题的角度和社会环境不同了，装备和资源都不同了。
毫无疑问，这些民国先生是千年来可以和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相媲美的，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时代，它被战争和意识形态湮没了。我们所做的事，就是尽可能地复原。但我们也明白，城墙扒了，再怎么复原，再怎么烧砖，也是现在的砖，再无当年的质地。民国是兵荒马乱、颠沛流离，可有人怀有理想。不仅仅是先生，普通的民众也“敬字惜纸”，对文化有一种崇敬感。
《新周刊》：在“先生们”很辉煌的时代，也有很多很出名的“学生们”，能谈谈“学生们”吗？
邓康延：好的学生，他当然要懂得东方文化的礼仪：温和、上进、纯净、尊师、感恩……也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他是和先生站在平等的地位上，自尊自强地汲取知识。那个时期的先生和学生，经历了清朝帝制一朝毁灭。民国初生，百废待兴，生机勃发。好的先生和学生，是互相能汲取能量的，在文理上做出奉献。丰子恺是李叔同的学生，又是许多学生的先生。师承有爱，自然历久弥新。1966年，革委会通知要抬陈寅恪去批斗，家属很怕已骨折卧床的先生抬出去就很难活着回来。后来没来人揪斗，事后知道，陈寅恪的早年清华弟子、当时中大历史系的教授刘节代先生去了。造反派殴打刘节问他有何感受，刘节说：“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我感到很光荣。”
《新周刊》：你如何评价你们这些深受“先生”精神影响的人，包括和你一起做片子的这些人？
邓康延：高小龙拍胡适，百多小时素材实在不忍割爱，就有了120分钟的长版；马莉拍张伯苓也是拍出个80多分钟的长版；钱喻带的团队穿行大半个中国先调研再实拍，有受访者看是个民间小公司，不大想受访，一位老先生劝他说，他们是少有的拍摄前先调研沟通的团队。钱喻后来感慨道，原来只觉得我们的片名好，越深拍越被先生感动，好像每天都有新的发现；最后一集“陈寅恪”因故耽搁，找到王韧导演救急，他一边忙着照料病重的朱维铮先生，一边帮我们赶片。而恰好朱先生也在我们拍马相伯先生时带病接受采访，他也是替他的马先生讲述。此外，为更立体地表现先生，导演找出各种新的线索，让学生讨论，跟拍追随者的活动，日记朗读，动漫穿插……我们拍先生，其实也是我们在上课。忧伤的是，我们能看到他们，他们看不到我们。
1.请指出文中划线部分所用的修辞手法，并简要分析这种修辞手法的表达效果。（4分）
2.根据邓康延的观点，在“先生们”很辉煌的时代，好的学生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特质？他们与好的先生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5分）
3.根据全文内容，从治学与做人两个方面概括“先生”的风范与精神，并简要分析其对我们今天产生的积极影响。（6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