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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忆佩弦先生
佩弦先生逝世了，这是一个如何的意外！他的病是旧病，时犯时好，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要动手术，更没想到动了手术就是这样的不幸的消息。
佩弦先生是谨慎小心的人，他没有一般文人的嗜好，也没有一般文人的脾气，他的生活总是那样按部就班，脚踏实地，像钟表那样稳健而有秩序。这样的人能在五十岁就死去么？如果相术可靠，他的眉毛是那样黑而长；身材短小，可是精悍；瘦虽然瘦些，却是瘦而有神；往常给人的印象总是精神奕奕，事事周到，这难道不是寿吗？
然而事实上是太快了，佩弦先生死的太快了，出了任何友人的预料，也给了任何友人一个沉重的打击。
是8月9号这一天的正午，林庚刚从北大医院里拔牙出来，就到了我这里，坐定了就告诉我说：“朱先生又病了，也住在北大医院，刚动过手术。”这是我听到朱先生病了的消息之始。问起林庚见过朱先生的情形来，他说还好，我们总认为动手术的病的危险都在动手术的那一刹那，如果经过良好，是可以无碍而放心下去的。我打算过一两天再去看他。同时我一向也有一个偏见，就是认为探望病人固然是好意，但假若抱这种好意的人太好，在病人的精神上便不免是一个难堪的负担了。因此，我就又踌躇了。
谁知在10号的报上，也就是我晓得朱先生病了的消息的第二天，已经登着朱先生病危了。我这时坚信我听到的林庚所见的情况是实，新闻记者的消息可能是旧闻，只是曾经一度危险而已，又为了刺激读者，便渲染的过分，这也是中国新闻记者的常事。
可是慢慢情形不对了，11号12号都连着登起那恶劣的消息来。我不能不动摇了，我决定在12号下午去看他。谁知道这天下午又因为有事没能去成，第二天才知道就是去成也晚了，因为已经不是活着的佩弦先生了，原来他在12号的上午十时已经逝世了！
连日的阴风凄雨，更增加了我的耿耿不乐。给我印象那么清晰地朱先生，竟作了古人了！
记忆一页一页地翻着，想起了十七年来和朱先生的往还。
最初和他的认识是我入了清华。那时他才三十几岁。我没有上过他的课，课外可是常去找他聊天儿。见面最多的时候，是在郑西谛先生还在北平时，大家共同编《文学季刊》的一段。这时期虽然不太长，可是因为每一星期大家都要在郑先生家里聚谈，并且吃晚饭，所以起码每一星期是有一个很充分的时间会晤的。因为朱先生的公正拘谨，我们现在也不大记起他什么开玩笑的话，同时别人也不大和他开玩笑。只记得他向郑先生总是全名全姓的喊着“郑振铎”，脸上发着天真的笑意的光芒，让我们感觉他是在友情里年轻了。
那时郑先生住在燕京，从燕京到清华是有一段路的。每当我们夜深归来，往往踏着月光，冲破了犬吠，在谈笑声里，越过了不好走的小路，快乐地分手。现在记得这情景的，除了我之外，只有林庚了。
朱先生当时开着“陶诗”的一门课，我很想去旁听。当我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有着习以为常的谦逊，说：“没有什么意思，不值得听的。”我们那时年少气盛，也就信以为真，又听说他常常叫人背诵或默写，错了字还扣分。我们那时又是不拘束惯了的，于是更觉得不听也罢。后来知道他所写的那篇《陶渊明年谱之问题》，恐怕就是那时研究的心得的结晶，到了自己对陶渊明也发生兴趣时，是很后悔没曾听他的讲授了。
朱先生谦逊，客气，而且小心。他对于一般人的称呼，都是“先生”。我有一位朋友编刊物，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朱先生的稿件往往有着涂改，这涂改之中有着一个共同点，就是尽量把口气改的和缓些。在他的文字里，很少有“绝对”“万分”“迥然”“必定”等字眼。就是有，也往往改成轻淡一些的了。
这一点儿也不错。在待人接物上，我们很少见到他疾言厉色，或者拒人于千里之外。自然，我们也很少在他身上发现热狂，像臧克家所说的“燃烧”似的。朱先生的性格和他的名字实在有着巧合——清！
可是他并非马虎。他的字从来不苟，一笔一画。他对什么事的看法，也非常坚定。而有一个一定的界限，——当然是稳健的。
他写文字很审慎而推敲。在清华的时候，我们在一次谈天里，问起他一天写多少字，他说：“五百。”他反过来问我。我说：“不一定。快的时候，曾写道一万五千字的长文，还另外写了两篇杂感。”可是这是那时的话，后来自己也体验到每天写不到五百字的时候了。
在战前一般人的生活都好，清华又是好环境，教授们的家都相当安适。每每在我们当下午四五点钟去谈天的时候，不但畅所欲言，既不关时局，又不谈物价，更没有愁眉苦脸，而且吃着好茶，有时来一道甜食点心，像莲子羹一类等等的。我们在朱先生家里也不曾例外。
然而抗战把所有人的生活划了一道界限。我比任何人都早先到了昆明，在云南大学教书。这是二十六年的九月。那时朱先生随着学校到了长沙，许多先生在衡山过了另一种生活。朱先生触发了旧时的兴趣，清新的篇什，颇传诵一时。
不到一年，长沙的临大改为联大，大家都又奔波到了昆明。因为初到时的生活的凌乱，我们失掉了从容坐下来谈话的心情。不久，我又因为可笑的文字祸而离开昆明到重庆。因为是抗战才开始，大家的生活秩序虽然受了影响，可是身心都没有大的变化。
最叫我惊讶的，却是我在二十九年二次到成都的时候，适逢朱先生休假，也在成都。我去看他，他的头发像多了一层霜，简直是个老人了。没想几年的折磨，叫人变了样！有些老朋友见了我也说我苍老了，我还想辩护。可是看看朱先生，我连说苍老也不敢了。——怕伤他的心！
他住的地方是成都东门外的一座古庙。我们也曾喝着他的好茶，可是心情完全不对了。他的工作依然紧张而有秩序。桌上摆着十三经注疏。他那《经典常谈》——一部可称道的书，用着最亲切的语言，报道着最新的专门成绩——就是这时完成的。另外，《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大概也完成于此时。
这一次的会见中隔了两年，我仍回在沙坪坝中央大学教书。有一天，却喜出望外地见到朱先生和魏建功先生来了。更喜出望外的，是朱先生又恢复了往日的健康，头发上那一层霜也像揭走了，又是乌黑乌黑的了。他依然精神，仿佛和往日清华园的佩弦先生的面貌可以接续起来了。中央大学是一个一向受了学术派的熏陶，白话文不很重视的学校。我们就借机会请朱先生来一次讲演。他那流动活泼的国语，以及对于白话文的热忱，我想会给听讲的人一个有力而且有益的启发。当天晚上，由辛树帜先生请吃锅贴，这次我们又很快乐地分手了。
我感觉朱先生的生活态度是有些改变了。因为从前他是不以师道或老辈自居的，现在有些不同了。就他的生活的严肃说，这是必然的发展。可是在另一方面说，也就是渐入所谓“老境”么？
这感觉到了北平我们又见面时便更证明是正确的了。朱先生和我先后到北平，这是三十五年的秋天。我是从上海来，在师大教书，他是从重庆来，仍回到清华。在他还没搬出城的时候，我就去看他。那是国会街的临时招待所，我见了他，却又有些黯然了。他分外地憔悴，身体已经没有从前那么挺拔，眼睛见风就流泪，他随时用手巾拂拭着，发着红。我们没能谈什么文艺，他就很关切地问到我的母亲，太太，小孩等。宛然一个老人所关切的事了。
到他在清华住定了，我又去看过他几次。在城里也曾有几次座谈会和宴会上遇到。生活定了，生活却又好了些。——不过有些人已经在称他为佩老，大概他是有老的资格了。
但他那不苟的作风却一如往昔。我来北平后，曾一度给《北平时报》编副刊《文园》。朱先生寄来了一首译诗来，可是还没等付排，他的信又来了，是改去了一两个字。他不苟，可是并非不圆通。他后来告诉我：“时报不是什么好报啊。”但他并没因为时报不好而拒绝写稿。——我后来却也不编那个副刊了。
佩弦先生晚年，事事仔细则如故。我们如果向他借一本书，他一定先问：“看多少日子？”随手又拿过本子来，把姓名书名年月日都写上去。
最后的一次晤谈，是本年的3月28日。我带了太太和小孩去看他。他又是病后，十分清癯。我们一坐定，他就进屋里去了，立刻拿出来的是一封信，还有四块糖。信是他的一位老朋友来的，由于朱先生的推荐，他这位老朋友读了我一篇《李清照论》，来信就是讨论此文的。佩弦先生的东西，一定放的很有秩序，否则我一到，如何能马上就取出来呢？他那四块糖则是每人一块，他自己的一份却没吃，所以我的小孩便得了两块。任何事，他都是这样合理化！我一向拿长辈看他，可是他无论如何不肯上坐，结果上座空着。又因为我带了太太去，他的太太逢巧没在家，他便不住抱歉，而且特别和我太太谈一些家常。
这是最后的一次会晤，没想到已经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了。
佩弦先生的稳健，没让他走到闻一多先生那样的道路，可是他的坚定始终让他在大时代的队伍里没错了步伐。再加上他的虚心和认真，他肯向青年学习，所以他能够在青年的热情里前进着，领导着。他憔悴，他病倒，他逝去了。可是他的精神没生过锈，没腐烂过，永远年轻！
一般人常提到他的《背影》，并且因此称他为散文家，我想这是故意小看了他。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毁灭》，——在中国是一首可纪念的长诗。可惜我没曾接触过他那奔放的诗人的一段生活。他后期所表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学术工作者，一个有良心的教育家。——教育家而有良心，是多么令人可敬呢！
有些人对佩弦先生现在为青年所爱戴是不大以为然的，甚而有人说：“这是被包围！”然而我们敢说这是最恶毒的诬蔑，诬蔑青年，诬蔑佩弦先生！真理只有一个，认识真理的人自然会牵着手前行，谁也包围不了谁，谁也左右不了谁！正是在这诬蔑声中，我们越敬爱他，越觉得他是一个稳健而坚定的有良心的教育家了！
（作者：李长之，文章有删改）
1.作者和朱先生十七年来的往还大致经历了哪几个时期？
2.第10段文字中的划线句子该怎样理解？
3.平实中寄予强烈的感情是本文语言的一个鲜明特点。试从文中选取一处你认为能体现这一特点的地方做简要分析。
4.在作者笔下，朱先生有着很多好的品行，为人称道，教人向善。根据你的理解，试就某一个方面结合具体内容进行阐释。